仁济医院提出，只对西院进行改革，其东院以及将要营建的闵行分院，仍然维持目前价格标准，仁济集团预期未来西院的经济效益将对其它两个分院产生支撑作用。
 
    当前事实是，优质医疗资源总体上的稀缺和使用上的浪费同时并存。事实上，这种“以商补公”的设想已经不是一家之言。
 
    在提交给上海市政府定夺的医改备选方案中，就有专家提出：让公立三级医院开展一部分非公共品的高端医疗服务，比如医学康复、高档护理等，用这些高利润的业务来补贴提供医疗公共品的收入不足。
 
    更重要的是，上述思路和新医改中公立医院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。
 
    公立医院改革的具体任务之一，就是要扭转“以药补医”之怪现状，建立起健康有效的补偿机制。目前达成的基本共识是，财政补助和服务收费将是两大主要渠道，而后者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理顺长期扭曲的医疗服务价格，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人力资本价值。
 
    问题在于，公立医院必须保证其公益性，但必须、且只能靠国有股份来实现的观点则值得商榷。当然，开了市场机制的口子，容易使公立医院产生日益强烈的逐利冲动，伤及公益性的发挥，这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宏观把控和精细化的微观管理。通过科学的指标设定和合理的绩效评估，保证公立医院履行其公共品提供职能。
 
   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中，为了贯彻新医改的有关精神，上海浦东医院管理中心设置了一个“六位一体”协调发展度指标。他们把全体工作人员的所有可量化的工作，统一折算成相应的贡献单位，再通过计算无偿服务量占服务总量的比例，来评估基层医疗机构履行公共卫生职能的情况。根据经验数值，医管中心把“及格线”定在30%，三年运行下来，这个数字已达到50%以上。
 
    对三级医院的考核、评估、管理以及监督远比基层医疗机构复杂，但背后的原理是一致的，具体的制度可以在持续的探索中逐步完善。财政投入就是政府手中的“尚方宝剑”，可以有效倒逼公立医院履行应有职能；“财政购买服务”同时形成的竞争机制，也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力。
 
    在这一过程中，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管理者的角色将日益清晰丰满，而其对公立医院运营事务的直接干预会同时弱化，则新医改鼓吹的公立医院“管办分离”、以及相应的政府职能转变也就自然完成。
 
    公立医院股改使公众看病所要支付的药费下降而医疗费用上升，它对药品流通体制及医疗服务市场中价格扭曲的校正、对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正向激励机制的形成、对医疗系统相关行政管理机构职能转变的促进，远非简单的“此消彼长”的价格换算所能涵盖。况且从长期来看，一个机制健全、运行有序、管理完善、监督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带给公众的福祇未可限量。
 
    眼下公立医院改革迟迟未能破题，主要是卡在其补偿机制上。虽然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是大势所趋，但出于种种考虑，至今未有实质性动作出台。
 
    不止一个地方在医改方案中提出了压缩药品流通环节的设想，然而这只不过是把原先桌子底下的交易放到台面上来而已，究其实质仍是“以药养医”。各地的药品招标采购改革搞了数年，南京的“药房托管”更是同类改革中之典型代表。其改革设计者毫不讳言，把医药经营企业与医院的利益关系公开化，终究只能是一种过渡模式。
 
    换句话说，囿于医药卫生体系内部的公立医院改革，难。但是跳出来看，在政府监控之下，社会资本也并非洪水猛兽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