情况最糟糕莫过于希腊、意大利和西班牙。在这3个国家，医疗保健系统拖欠药厂的债务不断攀升。为解决54亿欧元（合71亿美元）的逾期付款债款，西班牙设立了由国家担保的有价证券，这一机制允许西班牙各地方政府推迟4～6年还款，药品以债券方式支付，由国家给予担保。

 

　　与此同时，西班牙继续通过新的紧缩措施，进一步削减医疗保健开支。2011年8月，西班牙出台一项新法律将对药品支出减少18.5亿欧元，这一数额占西班牙医药市场规模10%以上。这令制药行业缩减大约5000个工作职位，使得与制药行业相关的企业裁减15000～20000个工作职位。

 

　　重要产品失去专利保护和大规模重组行动也促使更多的裁员。2011年下半年，辉瑞宣布在西班牙和德国裁员，理由是这两个国家的紧缩措施和改革举措让它倍感压力。

 

　　德国也加入到席卷欧洲各地的紧缩热潮之中，旨在令该国医疗保健系统自去年开始，每年节省大约20亿欧元。

 

　　削减医保开支遭到制药行业的批评。礼来首席执行官李励达（John Lechleiter）认为，政府和行业之间已到了一个新的起点，他呼吁两者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和沟通。

 

　　2011年11月，围绕药品价格的争议突然公开化。在欧洲，英国的药品价格已经属于最低，英国所有制药公司都遭遇了“利润瓶颈”，如果它们想要继续投资于研发活动，需要在上市销售的药品上获得一个公平的价格。

 

　　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（NICE）所长迈克尔·罗林斯（Michael Rawlins）教授指责制药行业“效率低下”，越来越昂贵的研发模式造成抗癌药价格不断攀升。

 

　　过去40年来，新药推出的月中位数成本（调整到2007年时的价格）已从1965～1969年的不足100美元攀升到2005～2009年的5000美元以上。这是由于临床试验成本直线上升和药厂研发效率低下，再加上药监部门审批迟滞，最终增加了患者额外的负担。过去20年来，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增加3倍，但创新绩效却在下降。

 

　　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，罗林斯指出，利用电子数据采集、缩短个案管理表格的长度，以及修改现场管理实践等，临床试验费用可降低40%～60%，而不会对其质量产生影响。

 

　　在高收入国家，新的抗癌药物每年的花费已上升到2009年的1850亿英镑。

 

　　政府呼吁不要光批评NICE等组织依据药品的成本效益减少医疗补偿费用，临床医生和患者利益团体应该开始向制药公司发起挑战。因为它们开发的产品虽然只产生有限的治疗作用，但却在千方百计设定较高的价格。

 

　　英国制药行业协会回应说，开发新药是一个复杂而昂贵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，新药是解决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的唯一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