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意社2月6日讯
2011年12月13日晚，老孙的老伴叶华（化名）在《中国器官捐献登记表》上面签字。60岁的老孙捐献两枚眼角膜、一个肝脏、两个肾脏，成为了浙江宁波器官捐献第一人。张培坚摄
去年4月，全国160多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开始试点“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”。
这个系统是卫生部为规范器官移植建设的八大系统之一。在此之前，中国红十字会在卫生部的委托下，开始在16省市试点器官捐献体系。
长期以来，器官捐献与移植在中国还属“冷门”。
通过正规渠道捐献的器官与大量的需求不成比例。这也导致地下器官买卖，违法违规为患者实施移植手术等现象发生。
卫生部所建设的统一规范体系正是解决这些乱象的手段，其中也将触碰该领域背后的利益“潜规则”。
本报记者吴鹏广州深圳报道
2011年12月19日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生李鹏打开电脑，进入“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”，一串名单出现在屏幕上。
这是等待肝源移植的患者名单，共有90多人。
名单中，名字后面备注“等待中死亡”的人都已不在人世；名字后备注“已接受移植手术”的，他们则是幸运者。
据公开报道显示，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，每年约有一万例移植手术、还有上百万等待器官移植患者。在器官供求严重失衡之下，一些等不到器官的患者不惜通过黑市购买器官，导致地下器官买卖利益链的形成。
专家认为，建立完善的器官捐赠体系，是改变器官移植乱象的一条根本出路。
目前，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主持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试点工作，已在16个省市试点一年。
内部消息称，今年2月，卫生部将总结试点经验，进一步讨论器官捐赠和分配的未来。
但是，国内公开报道的尸体器官捐赠案例并不多。
“就像做慈善一样，只有让更多人知道能公平地分配使用器官，才能有更多人愿意来捐献器官。”一名器官移植医生感慨。
器官买卖乱象不止
卫生部建立全国器官移植体系
公开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有近100万终末期肾病患者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需做肾移植。但中国去年全年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到4000例。
另外，中国每年有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需做肝脏移植，但去年肝脏移植总数还不足1500例。
正是由于器官的稀缺，导致多年来非法买卖器官活动屡禁不止。
此外，除了器官买卖，还存在没有移植资质的医院，违法违规开展器官移植手术。去年，还有媒体报道，有医生到“小诊所”里给健康人切除器官。
“有公平的分配，才有更多人愿意捐赠器官。”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医生李鹏认为。
记者随机调查发现，如今尤其是年轻人，更容易接受器官捐赠。但他们同样担心，器官资源紧缺，无偿捐赠的器官，如何保证不被医院、医生、甚至是非法器官中介卖掉？
“我不知道这些器官会不会用在需要的人身上。”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年轻人赵博说。
为了应对严重的器官短缺，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于2009年8月宣布启动建设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”，期望缓解器官移植发展遭遇的瓶颈。
从去年开始，卫生部正在全国逐步建立起器官移植的八大系统，“它们相互联系，建立起之后将形成一个监管网络。”卫生部有关人士说。
其中，“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”由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的医疗专家领衔研究设计。
目前，中国160多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都获得了该系统使用账号，只要链接互联网，移植医院就可在系统内实现器官共享。
卫生部也要求公民捐赠来的器官，要通过系统进行统一分配。
此前，研究者结合多个国家的经验，结合中国国情，最终制定出器官分配政策和分配原则。
“最终的讨论稿，厚达300多页。”一位内部人士透露。系统分配的一大优势是，改变过去由医院或医生来决定器官分配权的状况。
在分配系统制定的政策基础上，卫生部制定下发《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》（以下简称《核心政策》），卫生部希望通过此政策实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分配器官。
卫生部一位官员在2010年举行的器官分配政策的研讨会上坦言，器官分配和共享原则，是给国内大多数捐献者一个政策上的交代。
器官分配系统试点
一颗肝脏三分钟找到新主人
2011年12月22日凌晨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患者刘瑞做了移植肝脏手术，他属于幸运的患者。
前一天晚上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获取一颗肝脏。设在该院的器官获取组织医生李鹏将这颗肝脏输入到“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”，并进入分配程序。
医院的另一间办公室，肝脏移植中心医生汪绍平收到短信通知，系统中新有一颗肝脏正等待接收。
根据分配原则，获取器官的医院有优先使用权。如果这家医院放弃使用，它将按照市、省、全国逐级进行共享。
李鹏点击分配后，不到两秒钟，屏幕上就出现前五名等待患者的信息。同时，系统内的时钟开始一小时倒数。
与汪绍平同时收到短信的，还有其他4家医院的医生。
时间是保证器官移植质量的关键。因为冷缺血时间越长，器官移植质量越低。“要，还是不要？必须在一小时内回复。”
汪绍平在电脑上点击了接收，他随即得到一份该器官艾滋病毒检测报告，显示这是一个健康的肝脏，汪绍平再点确认键接收。
同时，其他4位等待患者的请求自动被拒绝。一颗肝脏找到他的新主人，只用了不到三分钟时间。
“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”中，每位患者按照分数获得排序。排名第一的，是获得优先分配的重要因素。
刘瑞排在第一名，他在系统内的分数最高。
这个得分是医生将患者医学化验结果输入电脑，电脑根据标准把病人的医学结果自动换算出分数，分数越高，代表死亡可能性越大。
负责分配系统政策分析的中国肝移植注册分析师江文诗解释说，但无论怎样，卫生部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：“降低移植等待名单的患者死亡率”。
复杂的器官分配
一场牵扯到伦理学的争论
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是最早使用分配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的移植医院。
去年4月，分配系统开通一个多星期后，在这家医院遇到首例对公民捐献的器官分配。
当时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一名重症肝病患者，正在等待肝源。
这名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女生，刚转入医院，系统对她的评分就已接近40分。这意味着，她在七天内死亡几率超过70%，达到超紧急状态。
最后，这名大学生接受了肝移植，但遗憾的是，她没能度过危险期。
有些医生提出疑问，这名女生刚转入医院，等待时间不长，另外她病情危重，移植后生存几率也不高，为什么系统要将她排在第一位？
“如果有两个病人，一个不做手术7天内会死亡，手术后，存活一年的几率也只有50%；但另一名病人，如果不移植还可以等半年，移植后存活一年的几率是90%，那器官应该给谁？”江文诗说，这是一个伦理学的争论。
“在医学上，我们可以明确知道，如果这个器官给了较轻的病人，重症病人很可能会死掉，因为七天内再有器官的可能性比较小。”
但有人则提出疑问，为什么不干脆把患者的等待时间作为最重要的标准？谁先进入系统等待器官，谁就应该最早获得器官。
对此，江文诗解释说：“美国曾将等待时间作为唯一标准，产生的结果是，等待者名单无限膨胀，也同时带来了不公平。”
她说，因为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医生把自己列入名单，以赚取等待时间。所以，为了保证公平性，卫生部政策中并没有将等待时间作为病人排序的最重要的指标。
影响匹配名单排序的因素，以肝移植为例，依次为地理因素、年龄因素、医疗紧急度评分、血型匹配、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的优先权和等待时间。
在地理因素上，获得器官的移植医院有器官的优先使用权。
有医生说，获取器官的移植医院有优先使用权，这可保证器官移植的质量。
另外，为了保证公平，在系统分配器官时，一些特殊因素也考虑在内。比如O型血病人有优先等，这是因为O型血器官可以适配其他血型，而O型血患者只能接受O型血器官。
同时，在卫生部的政策中也明确，“为鼓励器官捐献，尸体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或活体器官捐献者，如需要接受移植手术，排序时将获得合理的优先权。”
新系统的阻力
医院及医生的利益“潜规则”
去年4月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获取一颗公民捐献的右肾，因本院没有匹配到合适的等待者，最终由系统共享匹配给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等待者。
这也是我国首例利用器官分配系统实现的器官共享。
一名移植医生说，过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医院会联系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其他医院，而不是由系统分配。
据了解，患者通过系统获得捐献的器官，除了支付获取器官的技术成本费用外，无须支付其他费用。
在全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运行近十个月时间内，因为在本院找不到合适的配型，有肝脏甚至从广州被共享到了天津，“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”
据内部人士透露，器官分配系统去年4月份成功分配200多例肝、肾器官。目前，国家分配系统也只对捐赠的肝、肾器官进行分配。
但权威人士透露，在实际工作中发现，仍有少部分地区移植医院没有将公民捐赠来的器官放入系统分配。
记者随机拨打17家器官移植医院，只有3家提供去年器官捐赠数字和系统分配数字，其他医院负责人则以“事情敏感”、“正在开会”等理由拒绝采访。
有移植医生认为，医院和医生20多年养成的分配习惯，有些甚至是“潜规则”无形中成为推广系统的阻力。
李鹏说，过去没有统一分配原则，没有全国分配共享系统，给哪个病人做手术，医生或医院说了算，这中间就可能产生管理漏洞。
有些医院自建的排序系统中，病人等待时间是第一考虑要素；而有的医院则将移植后的效果作为最主要的指标。
另外，一名从事20年器官移植的肝移植医生说，医院和医生掌握器官分配权，导致“熟人、关系等起到很大作用”。
多名移植医生给记者讲述同一个故事。五六年前，一名晚期肝癌患者一年内，进行两次换肝手术，但最终辞世。
多名医生认为，从医学角度考虑，晚期肝癌患者不应接受肝脏移植，而移植后肝癌复发，更不应这么快进行第二次肝脏移植。这对其他患者不公平。
“这中间肯定有医学外的人为因素。”一名医生说。
去年12月31日，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坦言，未来，所有捐赠器官必须进入系统，那个时候，如果医院没有把器官放进系统分配，就是违规。这需要一段很长的路。 （为保护隐私，文中对患者使用化名）
